文/亮

文艺复兴时期的占星术(图片来源于作者博客)

　　15世纪那会，教会对于占星术的态度发生过较大的转变。因为早期教会的那批人，如亚塔那修、西里尔、阿诺伯斯、大格列高利、巴兹尔、以及奥古斯汀等，他们都将占星术视为异教祭司职能领域，并加以批判。当然，由于早期的占星文字作者中有一些是新柏拉图主义者，这才使得他们认识到宇宙天体对于人类的影响。太阳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光明和温暖、月亮则影响了潮汐。宇宙天体的运行周期决定了地球上的季节以及天主教会的瞻礼单(liturgicalcalendar：记载天主教教会全年礼仪的日历)，即便如此，当这些天体被人用来占卜的时候却也会被责难。

　　不过，据《马太福音》第2章第1－12节记载，耶稣降生时，几个博士在东方看见伯利恒方向的天空上有一颗大星，于是便跟着它来到了耶稣基督的出生地。所以占星术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不可能完全出局。占星术在早期犹太人的文字作品中有很深的根源，同时还经常出现于圣经旧约。所以以此为据，教会在批判占星术的时候，一定是批判其中的某些方面，而对另一些层面的东西则予以保留。

　　奥古斯汀则对占星的预示和人为占卜作出区分。他认为，上帝可以通过天体行星向世人揭示或预示一些事情，但是人类不可以强行通过占星术去占卜或去读取上帝的意志。因此，当时预示被保留了下来，而人为的占卜则被谴责。

　　虽然占星术在欧洲从来没有绝迹，但是占星术在过去的镇压中流传下来肯定会有所褪色。不过对于占星术的镇压并不强烈，因为它跟一些巫术或妖术比起来实在显得温和的多。所以公元11－12世纪，占星术在一些阿拉伯翻译手稿的流传下重新进入当时知识领域。新柏拉图派哲学的占星与宇宙观念则深深影响到了那些伊斯兰作者们，所以之后，占星被作为一种自然科学来对待，而不是被当作魔法或迷信。也就从那时起，我们可以不断在一些数学文字、航海文字、医学文字、以及占卜文字中发现涉及占星的内容。

　　在12－16世纪，占星术在欧洲已被广泛地研究、讨论与争论。争论十分剧烈，有时甚至还有坚决反对的声音。于是斐尔米努斯的占星著作在巴黎的神学领域中遭受批判。例如，佛罗伦萨的宫廷占星师阿斯科利宣判有罪，并遭受火刑。而一家仅拥有11本占星书籍的图书馆，其管理员西蒙被宣判有罪，罪名是利用占星术占卜。14世纪的一位名叫尼古拉-奥雷姆的主教给出了一套论证，他认为利用天体行星作出精确的预测是不可能的，因为谁都无法十分精确地算出行星的运行及其位置。当然，他的这种论述本身就是建立在错误的事实依据上：即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各大行星都是围绕地球运转。

　　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这些批判在当时欧洲是少数的偏激行为，而更多数的则保持中立或者持赞同意见。对占星学热衷的作者很多，如：雷蒙-鲁尔、萨克森的约翰和他的老师、埃斯钦丹的约翰、吉安-查尔斯、尼科尔-德斯-普莱恩斯、马西里奥-费奇诺等。

　　有时也会惊奇地发现一些十分突出的神学家们如邓斯-斯克托与托马斯-阿奎那等都对占星十分感兴趣。邓斯-斯克托热衷于自然科学，如占星与炼金术，但他研究的仅限于合法范围，如行星对自然气候的影响、医学药物的制成等。即使鸟类的啼鸣和动物的行径都受到天体影响，同样也被人类用于占卜。于是，托马斯主义和斯托克主义神智学派都对占星学抱持接受态度，而通过他们直接影响到后来圣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成员对于占星的态度。

　　还有一些神学家，如意大利维泰博的乔瓦尼-纳尼则认为，占星学和神学是完全可以相容的。红衣主教皮耶-戴利(1350－1420)同时也是巴黎大学的神学教授，他写过一篇关于占星的文章，坚决捍卫占星的正统性并同样认为占星与神学可以互容。

　　一个占星被广泛接受的重要因素就是宫廷的强势支持。查尔斯五世是占星的热忱者，而查尔斯六世和理查德二世都有自己的宫廷占星师。劳伦佐-德-梅迪奇在比萨大学增设了占星学课程，而授课老师则是多明我会的神学家帕加内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温塞斯劳斯(1378－1499)本身就致力于占星术。米兰公爵维斯康提(不错，就是维斯康提塔罗牌的维斯康提！)雇佣过许多占星师。教皇皮乌斯二世(－1437)则认为，所有统治者都应学习占星术。

　　宫廷占星师们通常会使用占星术来预测天气、适合航海的时段、还是预测什么时候适合打仗等。许多占星师们都相信，天体行星对于人类环境具有影响。许多宫廷占星师都对某些天体抱持敬畏的态度，因为他们认为某些特定的天体对应于现实生活中特定的人物，比如皇帝、主教等，同时通过接受该天体的信息就可以预知该人物的未来及命运。

　　当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对于占星的态度是既不支持也不诋毁。他们虽然不否认占星的合法地位，但却不赞同其占卜功能。如尼古拉斯-埃梅里克就反对占卜，但他却认同天体对于物质世界的影响，同时他也接受星相医学。还有意大利热亚纳的内格罗，就是那位出版过书籍《占星鉴赏入门》一书的作者，他主张天体对于物质世界的影响是非常笼统的，比如施药的最佳时机，但不能决定施药后的结果，就如该药是否真的有效。那段时期，对于占星最戏剧化的态度要数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了，这位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一开始对占星非常热爱，但在15世纪末期，他出版了12册书籍里却对占星大加反对。

　　以上，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对于占星的态度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占星中有一些方面的东西是为当时人广为接受，如，没有人反对通过天体所反应出的神的预示，也没有人反对天体影响着潮汐、季节。每个人都同意天体对于航海与天主教会的瞻礼单。同时，很多人又反对某些骗人的占卜迷信行为。在1494年的巴黎神学院抵制占星学的时候，他们并是抵制所有的占星，而是明确有所指的抵制一些占星学的分系，如出生星盘及占星魔法图。

　　占星的形象图之所以被责难是因其可能潜在的恶魔崇拜及效应。而对于占星的出生星盘谴责主要原因在于其与当时提倡的自由意志法则有出入，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比较有趣了，在当时盛行的新柏拉图派的宇宙观中，行星围绕地球运转，一些离地球较近的行星对物质世界的各种层面包括人的生活都有影响，受其影响的包括：健康、事业、婚姻等等。而一些离地球较远的行星对地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气层面，比如对气候因素的影响。因此，一些遥远的星星主要决定了地球上的气候和季节，能够对气象有所预言。而一些较近的星星包括古七大行星和星座群则影响到一个人的物质生活和心智态度层面。不过除了上面提到的阿斯科利和图书管理员西蒙之外，教会很少有对涉及占星的人物作出行动。

　　占星学在当时最有争议的焦点恐怕就是将占星的形象魔法用于医学上了，乃至后来的塔罗牌符号的解释者们也考虑到了这一点，纷纷强调占星与塔罗牌图像的关联。

　　从12世纪往后，占星在医学实践上得到很重的运用。占星学也成为了当时每个医学院的主修课程。占星则被认为是决定施药时机。这种星相医学其实来自于阿拉伯的一份手抄本，被当时的欧洲广泛接受，许多后继的星相医学作者有许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但这些作者们有的在教会任职、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在宫廷辅佐国王或公爵。从这点也可看出，占星这方面的应用并未受到抵制。

　　除了星相医学的广泛应用之外，许多人还将占星的形象魔法融入他们的实践。有关占星术只能够的形象魔法及其实践，我们将另行开文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