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信占星学的“护国公”克伦威尔

　　上一节所述星占学家为各种各样私人事务答疑解惑，毕竟只是凡人琐事，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占学家来说，似乎还是雕虫小技，用来赚钱固然不妨，但远不足以展示他们的长才--他们真正的“大制作”还是在对王朝军政大事的预测和参与中。

　　先看那时星占学与军事行动及军事将领之间的密切关系，这可以举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一些佣兵队长为例。佣兵队长是一种职业军事将领，受雇为各国君主领兵作战，有些佣兵队长在战争中培植起自己的势力，后来也成为君主，米兰城统治者斯福尔扎(F-Sforza)就是这类人中最成功的代表。当时许多佣兵队长都笃信星占学。例如，卡尔杜拉(J-Caldora)重病之时却坦然自得，因为星占学家算定他是命中注定要死在战场上的，后来果真如此；阿尔维诺(B-Alviano)相信他头上的伤口和他对军队的指挥权都来自星辰的赐予；皮蒂格里诺(N-O-Pitigliano)要星占学家为他择定与威尼斯共和国订立契约(1495年)的吉日；当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共和国于1498年6月1日庄严地任命维特列(P-Vittelli)为他们新的佣兵队长时，授与他的司令权杖上用了星座图的装饰--这位佣兵队长特别要求如此。

　　从16世纪末开始，英国政局进入多事之秋。17世纪上半期是国王与议会的长期对立与斗争，终于导致两次内战，最后王军战败，建立共和国，处死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1649年1月30日)。接着又是“护国公”克伦威尔(O-Cromwell)的独裁，王朝的复辟，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最终确立了延续至今的君主立宪制。在斗争中，各方都请求星占学家为自己预测局势、提供决策建议，着实使星占学家们大显了一番身手，其中出现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

　　福尔曼曾被要求预测1597年的国会会议、1599年埃赛克斯(Essex)伯爵出征爱尔兰等重大事件的前景。这位著名的伯爵是伊丽莎白女王晚岁的青年情人，平步青云，恃宠而骄，在爱尔兰之役中玩忽职守，无功而返，被女王下令囚禁；释放后由爱转恨，发动叛乱，结果以叛国罪于1601年被处死，年34岁。

　　另一位星占学家阿什莫尔(Ashmole)则在王朝复辟时期周旋于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Ⅱ)与国会之间。大臣政客向他探询国王与国会之间关系发展的情况；而国王本人也向他请教与国会间关系方面的星占学意见，并要求阿什莫尔用星占学方法为自己选择吉利时辰，以便自己于1673年10月27日向国会发表演说。

　　这种时代，名闻遐迩的大星占学家利利当然更不会对于王朝军政大事袖手旁观。他善于观察，能够及时领悟局面，因而左右逢源，几乎从不落入困境。国王与议会内战期间，他站在议会方面，利用他的巨大声望为议会军队助威。据说，当克伦威尔的军队在苏格兰时，有一位士兵拿着利利编的星占历书，向过路的议会军队鼓动说：“看哪，听利利是怎么说的吧--你们在这个月就能取胜!战斗吧，勇敢的小伙子们!”在1648年科尔切斯特围城战期间，利利和另一位站在议会方面的星占学家布克被派去鼓励士气，这两位大有名气的星占学家一致预言“这座城市将很快被攻克”，结果真是如此。有趣的是，围城之中也有忠于国王的星占学家汉弗莱(J-Humphrey)，他竭力用虚幻的援兵消息鼓舞守城军队的斗志，但是无济于事。在此之前，利利还曾正式前往访问议会军队，他与布克受到军队将领的欢迎，而这两位星占学家则向军队保证，他们用来为议会军方面服务的星占学“是合法并且与基督教义一致的”。当时相传，若是国王能将利利收买过去，足可抵得上六个团的军队。但利利明智地站在胜利者一面。到了共和国与“护国公”当政期间，利利名望更大，他当着“护国公”和枢密院官员们的面，“用天宫图推算国会选举的结果”，声誉如日中天。

　　尽管利利在内战中公开反对国王，他甚至在那几年他编的星占历书开头处加上社论文章，歌颂新政体，并宣告“王朝永远垮台”，可是当1660年王朝复辟，查理二世(被处死的前国王查理一世之子)重登王位之后，反攻倒算盛行，利利却照旧安然无恙，继续经营他业务繁荣的星占事务所。其中奥妙何在？原来他一直两面三刀，明暗各有一手，这只要举出下面的事实就可明白：在他公开反对国王、支持议会的同时，他也向国王的支持者提供帮助国王从被囚之处出逃的建议；1648年秋天，就在他去科尔切斯特围城前线预言该城即将被攻克的同时，他竟暗中为国王的支持者送去锯弓和酸(供国王越狱时锯开或蚀断镣铐、铁栅之类)，并提供了进一步的营救建议。虽然最后查理一世难逃一死，但有利利这一番暗通款曲的“忠诚”，新王自然不来难为他了。

　　大星占学家们还对那时国家的外交政策发表意见。例如，利利主张与瑞典结盟，而加伯利则主张与丹麦联合，据说他还正确地预言了瑞典国王之死(1660年)。

　　除了对当代军政大事的参与和对未来事务的预测之外，星占学还被用来对重大历史事件作出解释。这种解释有时表面上看起来仍是关于某某天象兆示某某事件的记载，但实际上并非星占学家在事先就指出了这些事件，而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附会上星占学解释的。关于历史事件的星占学解释，可以在史籍中见到大量实例。例如一位英国星占学家主张，星占学完全可以解释伊丽莎白女王一度对莱斯特(Leicester)伯爵的爱恋之情。加伯利则断言，被处死的国王查理一世一生都已经由他本人出生时刻的天宫图暗示出来了。而著名的教皇利奥十世则早在孩提时代就由费奇诺(M-Ficino，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也热衷于星占学)用星占学推算出他将来必成为教皇。还有人宣称，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若不是选了一个星占学上不吉之日开战，就绝不会战死。1534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与罗马教皇决裂，英国国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英国国王为“英格兰教会在世间之惟一最高首脑”，对于这件大事，卡登(J-Cardan)的解释是由于火星、水星和木星1533年在白羊座会合的缘故。而科莱(H-Coley)则认为哈维(W-Harvey)是根据土星与木星在一个特殊位置上的会合才发现了血液循环的。利利在这方面同样出手不凡，他竟能用行星运动解释了整个16世纪的英国历史。认为星辰的周期运动与民族的历史之间存在着某些神秘的联系，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观念，对此不妨再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事例以见一斑：科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牛顿，作有《古代王国大事修正年表》，I-Newton: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 Amended，London (1728)。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其中也利用了星占学资料。

　　相关链接：占星史话--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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