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墓室的占星文献

　　三、占星学的历史线索

　　从已发现的史料看来，在西方世界，军国占星学和生辰占星学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巴比伦。年代最早的军国占星学文献属于古巴比伦王朝时期（约公元前1830--前1531年），内容是举天象以预占年成好坏的；同一时期一份金星伏先表中也有占星预言。而到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1530-前612年）已出现被现代学者称为《征兆结集》（原文的拉丁转写为“En u ma Anu Enlil）的大型占星文献。生辰占星学出现的稍晚一些，这类文献在波斯入侵时期（公元539-前331年）已见使用，但专家们相信它们发端于新巴比伦王朝时期（公元前611年--前540年），后来以“迦勒底人”成了“占星家”、“预言者”、“先知”的代名词。

　　接着，这两种占星学类型就从巴比伦像周围扩散开来。很可能还在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开始他的远征（公元前334年）之前，军国占星学就船传入了埃及。波斯本土、巴比伦、埃及等第在转瞬之间都成了亚历山大所率希腊大军的征服地，开始了“希腊化时代”。多半是希腊人为埃及带来巴比伦的，先进在埃及墓室室壁及纸草书中发现的许多占星文献，包括算命天宫图，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希腊化时代”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占星学传播，当数生辰占星学之输入希腊。这种“迦勒底占星学”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名位贝罗索斯（Berossus）的人在公元前280年前后引入希腊的，此后就成为欧洲占星学的主流，经过

　　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直至文艺复兴，一直盛行不衰。而历史更悠久但似乎常与东方型专制集权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军国占星学，则在欧洲不那么重要了。

　　中国占星学的历史线索与西方世界有很多不同。古代中国的占星学始终只有军国占星学一个类型，而且继承性极强，大致在战国秦汉之际定型之后，几乎不再变化。中国本土从未产生出占星学。而庞大完备的军国占星学之体系则在中国至少保持并运作了两千年，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起着现代人难以想象的作用。

　　然而，尽管这种军国占星学体系在古代中国独尊了两千余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间从未出现过西方生辰占星学的踪迹--后者向东方传播，也曾几次到到达中华大地。在第一次东传浪潮中，佛教的兴起和传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本来就是自己的占星学，大体也属生辰占星学类型；而从大约公元前400年开始，印度天学处于巴比伦的影响下，至亚历山大远征，希腊的影响又进入印度天学，先与巴比伦影响共存，不久就取而代之。大约公元400-1600年，是印度大学的“希腊化”时代。在此之前，佛教已开始向印度境外输出。宗教家向地传教时，通常都要吸纳占星、医药之类的学术，以便打动人心，达到“弘法”的目的，佛教也不例外。这些夹杂着巴比伦、希腊和印度本土色彩的生辰占星学，先从北路经过中亚诸国而传入中土；随着佛教在中国南北的兴盛，到隋唐之际，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直接交往以南路为主频繁展开。因而在六朝隋唐时期，伴随佛教传入的西方生辰占星学（有时杂以印度、中亚等处地方色彩）在中国曾一度广泛流行，几至家传户晓。这一浪潮到宋代消退，不久就销声匿迹了。

　　西方的生辰占星学第二次到达中国是蒙古人的疯狂征服极其横跨欧、亚之大帝国建立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元朝御用天学机构中接纳了一些伊斯兰占星学内容--这种占星学的根源仍可追溯到希腊—巴比伦。这次通传的规模很小，影响也非常有限。

　　西方生辰占星学第三次进入中国是16、17时节来华耶稣会教士们在中国传教的副产品，其突出的代表是穆尼阁（J.N.Smogolenski）的《天步真原》一书，这是一种介绍生辰占星学以及排算算命天宫图的实用性手册。但是占星学本不是罗马教会大力讲求的学问，而且此时已是近代科学革命在欧洲开始、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独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所以即使在醉心于耶稣会传来的各种西方学术的那部分中国士大夫中，西方的生辰占星学也未曾受到多少重视。这次传入的影响甚至比第二次还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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