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占星学的世俗学者R培根

　　知识界代表人物之占星学观

　　说到中世纪欧洲知识界的代表人物，无论如何总离不开教会人士。前面说过，教会人士对于占星学的态度，一直有两派，而教廷对此也不作什么明确的裁决，使得神学家们对于占星学究竟是排斥还是接受，长期处于两可之境。这一状况，大约到了13世纪末、14世纪初，发生了重大转折。这主要是罗马教廷决定采用大阿尔伯特和圣阿奎那师徒所构建的神学体系作为教会钦定的官方哲学而带来的结果。以1323年宣布阿奎那为“圣徒”为标志，占星学正式在教会的官方神学体系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为此有的西方学者认为，13世纪是占星学史的大转折，因为教会此后不再排斥占星学，这种说法虽然不无根据，但未免有点夸大其词--不要忘记，坚决排斥占星学的奥古斯丁（Augustine）至今仍是教会的“圣徒”，他的学说也从未受到教会官方的否定。其实这种现象丝毫不奇怪，古往今来，那些诉诸权威、迷信手段以令群众信从的权力集团，他们的理论在历史面前，总是这样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的。

　　“圣徒”之师、被教会宣布为“有福者”的大阿尔伯特（公元1193~1280年），几乎没有写过什么专门谈占星学的著作，他对占星学的态度，主要见于他的神学论著中。他和许多人一样，相信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运行会影响地球上的人间事务，这一观点在他的著作中，以间接的或直接的方式反复出现。他也承认人有自由意志，但他断定，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占星学家，可以根据降生时刻日、月、五大行星在黄道上的位置，预言这个婴孩的一生--不过是在上帝允许的范围内。他还断言，一旦一个占星学家预言了某人的生平祸福，事实往往真会如预言所说的那样，这是因为不仅日、月和五星对此人的影响有其特殊之点（已由占星预言揭示），而且还会使此人克服某些由其双亲所赋予但得不到星辰支持的气质。

　　当时一些占星学家发现，对占星学的威胁不是来自教会，而是来自那些将占星学说成是与基督教神学相冲突的论点--如果这种论点广泛传播，教会就可能改变对占星学的接纳态度。有一本名为《天文瞭望》（Speculum astronomiae）的书，约出版于1277年，被归于大阿尔伯特名下，就是特别致力于驳斥上述论点，而力证占星学与神学相容相洽的。书中列举了很多作者所不赞同的观点，再加以答辩，其中有一条颇为有趣：当日、月、五大行星重新回到它们在宇宙诞生那一刻时的初始位置，世界就要重新开始--等于是说世界末日，然后再获重生；这倒是与中国古代历法中“天地开辟”时的“上元”思想不谋而合，在“上元”那一时刻，日、月、五大行星也被设想为正处在同一位置（就像已定好不同跑道的赛跑者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那样）。

　　除了教会高级学者之外，世俗学者也普通接受占星学。比如R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他比后来的F培根（Francis Bacon）名声要小，但在当时也是大有名望的哲学家。他完全接受前面所说的圣阿奎那师徒的占星学观，而又试图有所发展。他主张，行星能够对人的品格产生好的或坏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可以因人的自由意志而有所修正。

　　R培根曾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行星与基督教的关系。例如，他探讨水星与基督教的关系：水星“统治”的两个黄道宫之一是处女宫，因此，处女座（注意我们前面曾指出过，“宫”与“座”不是完全等同的）与水星的偏心轨道的相似之处，就与基督教信仰的神秘起因有关……他这些异想天开的占星魔术，在当时似乎颇为他招来浮名，连罗马教皇都闻知了。在他那个时代，即使本人不是教会的神职人员，但一涉及学术，几乎没有不与教会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哲学家当然特别是如此，要不后人怎么会有“在中世纪，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这句名言呢？

　　稍后可举布雷德沃丁（Thomas Bradwardine）为例，此人号称“渊博者”，曾任牛津大学的校长及别的大学的教授，最后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不过才到任一月就去见上帝了（1349年）。虽然他倡导了对圣奥古斯丁的研究，使之得以复兴，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对于占星学却也大加提倡。他认为，了解并考虑行星对人的性格的影响，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责任--目的是尽力戒除那些坏的而保持那些好的。他举了一个他曾遇到的商人为例：那商人诞生时刻的行星天象表明，此人后来会有男性同性恋的欲望，但由于商人虔心向善，最终克服了那邪恶的欲望。因此T-布雷德沃丁的结论是：所有的神学家都应该研究占星学，“关于天体的科学是所有科学中最贴近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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