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宗教,总不免要借助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以打动人心,吸引信徒。占星学就是这类东西中的首选对象之一。有些宗教,比如佛教,特别是后起的密宗,对此采纳甚多。而基督教从兴起到逐步壮大的历程,正伴随着罗马帝国江河日下直至土崩瓦解、“古典世界”的废墟上蛮族王国林立、最终欧洲进入中世纪这样一番巨变。在古代,当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一般来说占星学本身的水准不易有什么提高(因为这需要像托勒密之在亚历山大城那样的安定优闲环境),但它的传播及运用却常常会很广泛--在战乱动荡的年代,人命如朝露,谁能把握未来?这正是生辰占星学的大好用武之地。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基督教会中人对占星学持宽容乃至利用的态度,本不足怪。
然而,占星学那套仰窥天意、预卜未来的学说,却又难免与“万能的主”之类的观念不相吻合,因而占星学也不断招致某些教会人士的拒斥和批判。从总的情况来看,教会未曾将这个问题看得特别严重,基本上是两派观点共存。况且,赞成占星学的教会著作家,也很容易采用灵活手段,将占星学说与基本教义调和起来。
一、从“三王来拜”说起
“三王来拜”是历史上欧洲画家们屡画不厌的题材:来自“东方”的三位国王(有时也作“博士”、“贤人”等)因见到了奇异星象,知道“救世主”已经降生人世,乃赶去朝拜,结果发现是耶稣降生于马厩之中。
对于这段在西方家喻户晓的故事,不同的人当然可以见仁见智。而占星学家和历史学家则从中看到了占星学与早期基督教的渊源。有的西方学者不无道理地指出:上引《圣经》中所说的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可以认为正是几位占星学家。当然,不能排除他们拥有其他身份(比如国王)的可能,但从他们的行事来看,作为占星学家似乎是很够格的了。
“三王来拜”故事的真实性,很难从字面上去究诘。其实在这个故事中,最有意义的恐怕只是表明了:占星学与早期基督教曾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
二、两种态度共存
占星学与基督教神学之间,其实没有什么难以调和的冲突。因此关于占星学可信与否的争论,并未成为教会中第一等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样双方就不缺乏各抒己见的余地,也不至于闹到人头落地的地步。
主张接纳占星学的教会人士,当然要将占星学与基督教神学教义调和附会。比如有一位叙利亚教士巴尔德撒纳斯(Bardesanes)(公元154-222年),写过一部《关于命运的对话》(The Dialogue Concerning Fate)。这部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基督教会对待占星学的一般态度。书中采取一种颇富实用主义色彩的观点:认为行星确实有着明显的左右尘世事物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是服从上帝意志的,是受到上帝制约的;而这制约体现在人类自由意志与自然力两方面的作用。又如,为了强调占星学及其预言与《圣经》并无冲突,一些占星图被画得充满了基督教色彩。一些著作家争论说:上帝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去统辖整个黄道十二宫。再如基督教早期的异端派别之一,称为诺斯替(Gnostics)派的,则认为耶稣受难升天之后,就改变了行星对尘世的影响,甚至改变了行星的运动;因而诸行星对灵魂的塑造、对受孕成胎过程的控制,乃至对人一生的影响,都已服从上帝意志的安排了。
另一方面,教会中反对占星学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有的人,所持反对理由颇为奇怪。比如公元1世纪初生活在亚历山大城的一位尤第乌斯(P-Judaeus),强烈反对那种认为行星能操控人生的占星学观点,抨击那些主张人的一生都是由天象运行所安排的占星家;而他的理由却是:他相信天上星辰都是美丽、神圣、智慧的生物,这样的生物是不会作恶、也无力作恶的,因此星辰不会像人那样去降灾于别人。
教会的卫道之士中,反对占星学的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为了批判、驳斥而去研读占星学著作;还有一种则被称为“走捷径”,即仅满足于通过阅读那些批判占星学的著作去间接了解占星学,然后就去撰写自己的著作。后面这种人无疑占着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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