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欧洲星占学进入繁荣期(图)

13世纪最负盛名的星占学家--波拿第

　　当中世纪最黑暗的年代熬过之后，阿拉伯文明的新鲜血液也渐次注入，欧洲文化开始呈现出复兴的端倪，星占学也渐趋繁荣。13世纪初期最重要的星占学家之一斯科特(Michael Scot)，就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是神圣罗马帝国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皇帝的宫廷星占学家，约于公元1230年左右去世。关于他如何被皇帝选中，有一段有趣的传说。相传腓特烈二世皇帝将一些候选的星占学家叫来，要他们各自运用星占之术预言皇帝今日将从哪个城门出城。斯科特写好答案后封呈皇帝，请他出城后再展阅。谁知皇帝有心要让星占学家们出丑--他叫人临时在城墙上挖一个洞，他从这洞中出城，他想这一着出人意外，不会有谁算得中了。但当他出城后打开斯科特的答案，却见上面写着：“皇帝陛下今天将从一条新路离城”。皇帝大为叹服，就录用了他。

　　斯科特写了一部多卷本的《星占学纲要》(Introduction to Astrology)，其中对许多星占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著作在他去世前后就已风行全欧洲。他本人则成了“箭垛”式的神奇人物，许多奇异传说都附会到他身上。民间相传他骑在一个状如黑马的邪魔身上，来去无踪。他的死亡也有些戏剧性，据说他自己早已预知他必死于头部受到重击，为此他总是戴着钢盔；有一天他和皇帝一起去教堂，不得不脱帽致敬，哪知钢盔刚一离首，就有一块小石头从高处落下，正打中他顶心，竟然就一命呜呼，魂归天国了。

　　要说13世纪时最重要的拉丁文星占学著作，当推《天文书》(Liber astronomicus)。此书的作者波拿第(Guido Bonatti)，也可算这一世纪中最负盛名的星占学家。他挟其星占之术，靠为君主们充当顾问为生。他有一段时间受雇于蒙太费尔特罗的圭多(Guido de Montefeltro)，每逢这位君主与敌军作战，他就登上城堡观察敌情，发号施令，摇铃第一通，战士们穿妥盔甲；第二通，上马；第三通，战士们冲向敌阵开战。据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维拉尼(F-Villani)的说法，这位君主的许多战役都是靠波拿第的星占预卜之术指导才获胜的。

　　波拿第在《天文书》中，对星占学极尽推崇之能事。他自豪地宣称：星占学家对于星辰所知之多，远胜于神学家对上帝之所知。针对一些教会人士对星占学的批评，他又将《圣经》一些语句自作解释，来为星占学辩护。照他的说法，亚伯拉罕(Abraham)也曾从埃及人那里学习星占学，而耶稣本人也曾使用(或至少允许别人使用)星占之术以选择吉日良辰。他认为星占学不仅是一门科学，同时还是一门艺术；而星占学家则是学究天人、能够知晓过去、未来和现在的大智者：

　　“星占学家知道万事万物。所有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所有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一切事情都无法对他隐匿，因为他知道天体运动在过去、现在、未来所发生的作用，还知道这些作用在什么时刻发生，以及这些作用会产生何种后果。”

　　《天文书》中还列举了各种问题，借助星占学，波拿第认为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答。这些问题中包括诸如一个人能否升任主教、修道院院长、红衣主教，乃至教皇。按理一个牧师不应该提这类问题；但波拿第表示，许多人确实提了，因此星占学家有责任给出“公正的答复”。又如建造教堂、住宅、城堡乃至建设一座城市，什么时刻破土动工才能吉祥顺利……这也是星占学的用武之地--这倒和中国古代的“择吉之术”如出一辙了。

　　又有意大利人彼得(Pete)，生于公元1250年，年轻时游踪甚广，到过欧洲许多国家，还曾在巴黎大学活动过一段时间。后来返回意大利，曾与从中国西返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有过接触。最后成了帕多瓦(Padua)大学的高薪教授，死在任上。时为公元1316年，这在那时要算高寿了。彼得将星占学家与医生这两种职业一身而二任--这在那时是相当常见的事。他曾任教皇的御医，医名颇盛，得到名流的推崇。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安抚者》(Conciliator)一书，主要是论述医学的，但书中列举了反对星占学的论点，然后逐一加以驳斥。彼得强调指出，星占学是一种科学，尽管星占学家有时推算错误，但那是情有可原的。

　　稍后的阿斯科利(Cecco d Ascoli)，因为是被罗马教廷的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的惟一星占学家而著称于世。他曾两次受到审判，第一次是1324年，在波隆那(Bologna)，他被判决禁止教授星占学，并被剥夺教授席位和医生资格。不知他怎么竟再次犯忌，于是三年后在佛罗伦萨第二次受审，这次难逃一死，被判火刑，并焚毁他的著作。他的星占学著作其实颇为平庸，只是一种对我们前面谈到过的霍利伍德《天球论》一书的评注。不过由于被宗教裁判所下令焚毁，这书反而变得有名起来。书中所持的星占学说，实际上与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和阿奎那(T-Aquinas)师徒俩所持的并无不同，然而后两人一个被教廷宣布为“有福者”，一个更被宣布为“圣徒”(而且是在阿斯科利被处火刑之前4年)，前者却被送上火刑堆，遭遇之不同，何啻霄壤，令人感慨不已。

　　这个时代最后一位大名鼎鼎的星占学家，或许可推英国文豪乔叟(Geoffrey Chaucer，公元1340～1400年)。乔叟之享大名，首先自然是由于他那部流芳百世的《坎特伯雷故事》(Canterbury Tales)；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他对于星占学也大有造诣，留下的星占学著作有《论星盘》(Treatise on the Astrolabe)一书。此书据说是为他儿子所作。书中参考援引了一些前人的著作，已知至少有两种：一为马沙-安拉(Māshā Allāh)所著的《托勒密评注》(约成书于公元800年)，另一种就是上文提到的霍利伍德的《天球论》。在《论星盘》，乔叟对那种预言未来天下大势的军国星占学持完全排拒的态度。同时，他当然赞成生辰星占学，他称之为“自然星占学”(拉丁文作astrologia naturalis)。他认为行星确实会对人生境遇产生影响。

　　相关链接：占星史话--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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