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职业星占学家(图)

诺斯特拉达穆斯的“1999年7月世界末日”预言曾让亿万人心神不宁

　　在著名的《浮士德》(Faust)“悲剧第一部”的开头部分，可以读到如下诗句：

　　起来！快逃吧！逃往辽阔的境地！

　　难道这种神秘的书籍，

　　诺斯特拉达穆斯的亲笔，

　　还不够作你的伴侣？

　　认识星辰的运行，

　　接受自然的启示，

　　那时你心灵的力量豁然贯通，

　　好比精灵与精灵对语。

　　凭这枯燥的官能……

　　解不透神圣的符记！哥德(J-W-von Goethe)：《浮士德》，董问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第24页。

　　哥德(Goethe)在这里提到的诺斯特拉达穆斯，是16世纪上半叶一位名噪一时的法国星占预言家，当时欧洲的国王们竞相设法罗致他，以便得到他的“服务”。而所谓“这种神秘的书籍”，自然是指诺斯特拉达穆斯那本久负盛名的《世纪预言》(Les Vrayes Centvries et Prophetles)。此书由一系列意义隐晦不明、几乎可以解释成任何事情的韵文构成对未来世界的“大预言”，简直就是中国古时流传的《推背图》、《烧饼歌》的法国兄弟。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党卫军首脑希姆莱(H-Himmler)曾请了一位星占学家翻译此书，竟看出其中连柏林的陷落都已预言了！

　　与大言惑众，名动王侯的诺斯特拉达穆斯不同，佛罗伦萨的帕古洛(M-pagolo)作为一个星占学家，却“过着圣徒般的苦行生活”：

　　他几乎不吃什么东西，蔑视一切世俗的财货，而只是收藏书籍。他是一个技术高明的医生，只是在他的朋友中间看病，并且规定他给他们看病的一个条件是他们必须坦白承认他们的罪恶。……他也常常和老科西莫(Cosimo)见面，特别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因为科西莫也接受和使用占星术，虽然可能仅仅是为了次要的目的。不过，帕古洛照例只是向他的最亲信的朋友们解释星象。布尔克哈特(J-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501页。

　　这位星占学家之所以要过这种苦行生活，据说是由于他希望能使星占学“有利于道德”。

　　另一位意大利星占学家卡尔达诺(G-Cardano)的生平则又是一幅充满传奇色彩的画卷。此人精通数学、医学、物理学、哲学等多种学问，直至今日数学教程中仍留有他的恒久印迹--例如求解一般三次方程的“卡当公式”(英语将他的姓拼成Cardan，故习惯译成“卡当”)。他出生于1501年，活了76岁。早年聪慧、博学但不富有，成年后偏又家门不幸，长子犯罪，幼子堕落，他本人在几处大学先后任教职，声誉渐起。他年轻时，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正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相传因自己命途多舛，路德曾改变了自己的生辰日期--希望通过这样“暗改八字”来扭转厄运；但卡尔达诺为之排算天宫图，预言他一生未可乐观。卡尔达诺这种喜欢为名人排算天宫图的嗜好后来给他带来了大祸--他竟为耶稣(Jesus)排算起算命天宫图来了!并宣称救世主一生的遭际都是由天上星象所支配的。结果于1570年被宗教法庭监禁，控告他是“异端”(还有人说他入狱是由于债务，另一说是异端与债务两罪兼而有之)。他只好宣誓“放弃异端邪说”，才被释出狱，图24一份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算命天宫图。中间方框中注有他的姓名和出生日期：1483年10月22日；但史书上记载的出生日期是这年10月31日(儒略历)。两者的差异或许正是“暗改八字”所致。但已受了几个月的牢狱之苦，而且失去了教授职位，并且不准他出版著作。这下生计无着，只得去罗马另谋出路，不想在那里时来运转。教皇庇护五世(Pius Ⅴ)赏识他的星占之学，付给他终生年薪，留他在教皇宫中任职，他总算有了一个平静的晚年。临终那年他写了一本带忏悔色彩的自传《我的生平》(De propria vita liber，直到1643年始在巴黎出版)。关于他的死，还有一种惊人的传说：相传他早已为自己算定了归天的日期，到了那一天，他为使自己的预言应验，以维护他大星占学家的声誉不坠，采取了惊人之举--他是自杀而死的。

从事商业占星活动的著名星占学家福尔曼

　　与上面这些依靠王侯庇护供养的星占学家不同，另一部分星占学家已经在这个时代成功地走上了商业化道路。他们开办星占学事务所，公开营业，为公众(王侯与平民同样来者不拒)提供咨询，“答疑解惑”，当然，也要为此收取费用。在英国，一个由这样的星占学家组成的学会早在17世纪中叶就已成立，并在1649～1658年间每年在伦敦集会--请注意，近代科学团体的冠冕皇家学会要到1662年才正式宣告成立。这些星占学家中特别有名的几位，在他们多年的经营活动中，留下了大量类似工作日志的文献，现代研究者托马斯称之为“判例汇编”。通过这些文献，可以了解当时作为一种行业的星占学的经营细节，并提供这类星占学家的典型个案。

　　在16～17世纪的英国，有三位最负盛名的星占学家--他们都在伦敦开业：

　　福尔曼(Simon Forman，1552～1611)

　　利利(William Lilly，1602～1681)

　　布克(Johm Booker，1603～1667)

　　这三人可称为那时的“三大星占学家”。其中福尔曼年辈最早，他主要作为医生，同时又作为星占学家、炼金术士和巫术师，活动于伦敦近30年，因为是“无照经营”，曾几度入狱。在他上述几种职业中，只有作为医生获有剑桥大学发给的许可证。这三人中名声最大、影响最广的是利利，出身于贫苦自由民之家，起先在人家家里做仆人，后来娶了东家的遗孀，差得自立。他只学习了不到两个月的星占学，居然就敢在1641年正式开业。三年后他出版了他的第一册星占历书。看来是由于他的天分，他迅速成为这一行的后起之秀，又进而成为本行公认的领袖，在平民和上层社会中都拥有巨大影响。

　　关于这类商业化星占学家及其事务所的营运情况，可以从“三大星占学家”留下的档案文献中了解到不少。他们的事务所经常门庭若市，业务十分繁忙。例如，1597～1601年间，福尔曼平均每年进行1000次星占计算，而接到的询问则远远超过此数；利利在他业务的高峰期，每年进行星占计算近2000次；布克平均每年1000次计算的业务量持续了至少17年之久(1648～1665)，而在此期间他处理的咨询则达到16500次。当时这样的开业星占学家人数在200以上，上述三大家未必就是业务最繁忙的--只是他们有档案文献保存下来，所以得以在今天为人所知。由此推想，那个时代的英国人对于到星占学家那里去求神问卜是多么乐此不疲!

　　所谓接待顾客的咨询，可以是主顾亲自前来求教，也可以派人前来或以书信传达；若是问题简单，星占学家或许片言即可发付，否则就要进行星占计算--具体做法是记下闻知问题的准确时刻，然后画出该时刻的天宫图，再默默思索一番，即可宣布答案，通常每次耗时不过一刻钟。

　　总的来说，像利利这样有名望的开业星占学家，是很能赚钱的。虽然利利努力显得“为富而仁”的样子，他对于穷人的医务咨询往往不收报酬，“他们如果愿付的话，就取一先令或半克朗”，他还呼吁同行们“无偿地施予穷人，无论是金钱还是建议”；但对于向高级政客提供的机密建议，他要收取极高的酬金。例如1647年他为一位保王党派来的中间人提供关于军事行动的建议，取酬20金币；1649年他受雇于国务会议，取酬25镑现金外加每年100镑的津贴；据说1662年这一年中他赚了500镑--这在那个时代是一笔巨款。那时英国货币的进位制是：1镑=4克朗=20先令=240便士。

　　在开业星占学家的群体中，有一部分成员的身份颇令现代人感到惊异--他们竟是神职人员。例如，白金汉郡大林福德教区的教区长内皮尔(R-Napier)，将星占学和医学结合起来，施术长达40余年(1590年他出任教区长，至1634年去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判例汇编”文件，几可与前述“三大星占学家”比肩而立--事实上他正是三大家中的老前辈福尔曼的高足弟子，要说从业资历，比利利与布克都还要老一辈呢。又如约克郡梅思利教区的教区长阿谢姆(A-Ascham)，也是当时著名的教会星占学家和资深的星占历书作者之一。托马斯(K-Thomas)还列举过许多这类身为神职人员的星占学家和历书作者。看来从事星占学行业以为稻粱之谋与“献身上帝”在他们身上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相关链接：占星史话--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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