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各样预言的满天飞舞，构成中世纪欧洲星占学活动的景观之一

　　占星学两大类型的主要区别--军国占星学预言国家大事，生辰占星学预言个人祸福。后者在西方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主流；但是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前者也找到更多机会得以有所表现。此外，沟通这两者的桥梁也不是没有，因为显然，对于帝王重臣个人命运的预言，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国家大事的预言。

　　各种各样预言的满天飞舞，构成中世纪欧洲占星学活动的景观之一。首先自然是关于帝王个人的，比如利奥-希伯鲁斯（Leo Hebreus）作了关于两位罗马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Benedict Ⅻ）和克雷芒六世（Clement Ⅵ）的预言；而占星学家穆尔斯（John de Murs）还为后一位教皇排算了“占星年历”（astrological calendar）。这种“年历”实际上是一份预言编年表，由占星学家根据其人出生时刻的算命天宫图，推算出此人今后逐年的祸福、健康、奇遇、注意事项等等，有时可以长达数百页。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如果占星学家为某人所排算的占星年历有多少年，就意味着此人能活多少岁，不多也不少--在此人死后的年份中，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关于此人的祸福可言。例如，相传开普勒为华伦斯坦（A-E-W-von Wallenstein）所排算的占星年历到51岁为止，而华伦斯坦竟恰在他51岁这年遇刺身亡。

　　中世纪末期，英、法两国之间的“百年战争”（公元1337-1453年）也为占星学家提供了用武之地。关于某次战役的胜负、某某国王的死期、某某王位继承人的命运（这场战争的直接起因就是关于法国王位继承的争执）等，各种预言层出不穷。这些预言当然失败和成功者皆有之；而即使是成功的预言，有时也是占星学家表述预言时用模棱两可的技巧，或者“事后诸葛亮”式的附会所致。

　　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应该忽视，在这样的一片预言声还有着某些以准确的数理天文学计算为基础的预言，这些预言确实有着天文学意义。这方面可以举埃斯钦丹（John Eschenden）为例，他是一位英格兰占星学家，著述甚丰，写过不少占星学著作。在他的著作中预言了1345年3月20日的月全蚀，还有同年发生的

　　火星、土星、木星这三颗外行星的“合”（此时三星处于天球上同一方位，光芒迭加，极为明亮，是不常见的天象）等。这些预言当然必须以准确的数理天文学计算为基础才行。不过，这位埃斯钦丹毕竟是占星学家，他推算这些天象，最终目的是预言人间的事务。他所预言的事包括人与兽的疾病、死亡、战争、严寒、雨雪、狂风、庄稼虫害、寒暑无常、伟人的降生、教会的腐败等。这就很有一点军国占星学的味道了。

　　总之，直至公元14世纪末，欧洲各国的宫廷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占星学家而运作。法兰西、不列颠、德意志、波希米亚……各地的宫廷无不如此。君主们需要占星学家的智慧（许多占星学家的确是有大智慧之人）和预言，他们让占星学家提供咨询，充当顾问，甚至直接参与机要，委以重任。与希腊化时代和罗马帝国时代相比，占星学家和他们的占星学，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知识体系中的地位，都没有下降，甚至还颇有上升。

　　节选自《12宫与28宿--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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